程宇,這次我們要做大事

3月12日,成都天府國際機場T1航站樓的施工現場,工人正在按尺寸切割鋼管 劉應華攝

1979年,鄧小平同志在南海“畫圈”,確定了中國發展的方向:向東,向海。中國經濟由此開啟了40年的黃金時期,年均GDP增速超過9%,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形成京津冀、長三角、長三角三大東部沿海增長點。粵港澳大灣區。極。

21世紀20年代開局之年,時代的羅盤指向中國西南。

年初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提出,要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在西部形成具有全國重要影響力的增長極。

這意味著中國發展方向從主要的向東向大海,正在轉變為“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

40年來,東西方圈子恰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內部經濟發展壓力加大、外部風險挑戰增加的背景下,以重慶、成都為核心的成渝地區將建成繼長三角、粵港澳之后的“第四增長極”和京津冀。成為區域發展新引擎,帶動西部大開發,解決我國長期存在的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對外,依托“一帶一路”,成為擴大對外開放的新支點,同時支持內陸地區參與國際競爭。 ,大大拓展了我國的戰略回旋空間。

當前,我國正加速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此過程中,重慶、成都“雙星閃耀”,正肩負起新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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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動西部發展的支點

打開中國地圖,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三大經濟圈自北向南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改革開放以來騰飛。然而,在占全國三分之二國土面積的西部地區,卻始終缺乏國民經濟圈的驅動力。

統計數據顯示,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三大經濟圈利用全國2.8%的土地,聚集了約18%的人口,貢獻了約38%的GDP,而整個西部地區占全國國土面積的71%。 GDP只占全國的20%左右。

廣袤的西部地區需要一臺動力強勁的增長引擎來拉動前行。

“國家提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戰略,將西部的成渝地區建設成為繼長三角、粵港澳、京津之后的第四個增長極。 ——河北。”重慶大學社會科學系副主任、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姚樹杰在接受《展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

從地圖上看,成渝地區如果能與沿海三大增長極相連,將形成一個占全國經濟總量70%以上的巨大菱形空間。南有粵港澳,西有成都、重慶。”中國的區域經濟結構。這有利于實現先進生產力的有效牽引,最大限度地覆蓋和帶動西部地區發展,有效解決我國長期存在的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

成渝能否擔此重任?

從經濟基礎看,成渝地區擁有重慶和成都兩個經濟總量超萬億元的國家級中心城市。前者是直轄市,后者是西部經濟省的省會城市,是國家高新技術基地。近年來,成渝兩地發展勢頭強勁:重慶經濟增速連續多年領跑全國,2017年以來成都連續12個季度增長8%以上。2019年,成都-重慶西部地區實現GDP近7萬億元,經濟總量占西部地區的33.25%。

此外,在產業基礎、基礎設施、科研教育、對外開放等方面,成渝地區保持西部領先。例如,成渝地區作為全球重要的電子信息產業基地,形成了“芯、屏、端、芯、網”的世界級產業集群,產能約占全國的三分之一。全球總量,并已成為全球電子信息產業鏈、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2019年,重慶工業增加值超過6600億元,超過廣州900億元,居全國第四,遠高于北京、天津、杭州等地。今天,重慶已經建立起國內領先的產業體系,有利于構建健康經濟,縮小貧富差距。

從區位優勢看,成渝地區處于東西結合、南北交匯的中間地帶,疊加了多項國家戰略:是“一帶一路”建設和西部大開發、長江經濟帶戰略交叉點是開辟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的重要戰略支撐,是國家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示范區……成都和重慶,我們將能夠撬動整個西部地區,從而推動中國的區域發展。協調發展。

從協同發展看,成渝兩地已摸索多年,并積累了一定的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區域經濟發展的新特點,中央先后提出了京津冀協同發展、京津冀協同發展等一批區域發展新戰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四川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張偉表示,這些戰略的一個共同點是強調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引領作用,它們正在成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態。

西部廣袤,城市的整體實力與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單個城市往往難以擔當起“西部引擎”的角色,更需要多個城市協同發力。在這一方面,成渝最具優勢。

自2011年國務院批準《成渝經濟區區域規劃》以來,成渝合作不斷推進。 2015年,重慶與四川簽署《關于加強兩省市合作建設成渝城市群的備忘錄》,推動交通、信息、市場“一體化”;同年,成渝高鐵正式通車,行車時間約1.5小時。2016年,國家發改委、住房城鄉建設部聯合印發《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 2018年,川渝簽署了《深化川渝合作,深化長江經濟發展行動計劃》和12項專項合作協議;去年,簽署了《深化川渝合作促進融合發展重點工作方案》 “成渝城市群”簽約...

在雙方共同努力下,成渝兩地行政壁壘明顯減弱,要素資源配置范圍和效率明顯提升。學術研究表明,2004年至2013年,成都與重慶的產業相似系數逐年上升,產業同構導致競爭加劇,重復建設導致資源浪費;而2019年的數據顯示,成都和重慶的差異化發展格局逐漸顯現。例如,成都和重慶第二產業的區位熵分別為 0.79 和 1.03。重慶第二產業優勢更大,集聚度更高;成都第三產業在全國范圍內優勢明顯,區位熵達到1.21。

今年4、7月,重慶市委五屆八次全體會議、四川省委十一屆七次全體會議相繼召開。在協同創新、生態保護等領域出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成渝地區整體打造西部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增長極已成為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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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循環的關鍵點

9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召開第十五次會議。會議強調,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和國情變化作出的戰略決策,具有系統性和系統性。和涉及全局的深層次變化。

近年來,由于東南亞、南亞等新興國家的崛起,以及西方發達國家制造業的回歸,特別是少數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的影響,全球供應鏈的遷移和重構,價值鏈加速。其中一個標志性的現象是,在早已成為世界工廠的中國,一些沿海外貿企業選擇遷往國外。

“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增加了我國發展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西南財經大學西財智庫首席研究員唐繼強表示,雖然疫情并不意味著世界各國互聯互通的終結,但各國轉向中國的趨勢已經開始顯現。 .

面對環境變化,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是當務之急。這其中,兩個關鍵詞至關重要:內需和內陸——剛好對應了成渝所代表的西部地區。

重慶工商大學副校長李靜認為,只有按照“資源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產業梯度轉移順序,才能帶動更多沿海制造業留在西域后方,西域可以晉級。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明顯提高。只有跨過“胡煥庸線”,激活西部地區4億人口龐大的內需市場,才能形成更高質量的內循環體系。

“成渝地區的基礎條件和發展潛力,以及承東啟西、聯通南北的區位優勢,讓這片區域有能力成為‘雙循環’的核心樞紐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員王一鳴說。

作為注冊了6項專利技術的科技型企業,重慶億哲宇實業有限公司生產的電子產品主板和電子終端產品遠銷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家。 2017年,公司從福建轉移至重慶,落戶西永綜合保稅區。去年總產值約20億元,同比增長近100%。

市場在國外,為什么公司搬遷時選擇內陸重慶而不是走出去?多次出訪東南亞、南亞國家的公司總經理羅偉波表示,雖然成渝地區的勞動力和土地成本高于東南亞和南亞國家,但工人素質成渝地區較高,上下游產業配套齊全。近年來,隨著成渝地區創新要素的積累,關鍵技術和核心零部件的發展,產業基礎日益夯實。中歐班列、西部陸海新通道的開通運營,也基本可抵消缺少出海港口的劣勢。

“更重要的是,成渝地區優質的營商環境,是東南亞、南亞國家所不具備的。”羅微博說,例如,重慶在全國首創“3C豁免”監管模式,為加工貿易企業開發新產品提供便利;開展出口退(免)稅無紙化管理試點,從網上提交材料到成功退稅的平均時間不超過2個工作日;推進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口岸進出口整體通關時間大幅縮短……

“成渝地區已成為內部經濟循環的中心之一。”姚樹杰表示,成渝地區作為西部大開發的龍頭,完全有能力承擔起承接沿海地區產業轉移的重任,從而激發西部地區的內需潛力。帶動整個西部地區的崛起。

成渝地區連續多年承接大規模的東部產業轉移,取得了顯著成效。以重慶為例,2014年至2017年,重慶累計簽約億元以上產業投資項目2152個,協議投資1.88萬億元,其中東部沿海省市占60余個。 %。承接產業轉移的有效發展,極大地促進了重慶筆記本電腦、手機、汽車、機器人、服裝、材料等傳統支柱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集群發展。

有專家在采訪中表示,從全球范圍看,長期以來,“拉美資源-中國制造-歐美消費”的產業鏈存在三級分工。未來,隨著我國西部地區的崛起,這種分工體系很可能在我國“內化”:中西部地區將扮演“資源圈”和“生產圈”的角色,東部沿海地區在發揮“高端生產圈”作用的同時,更好發揮“消費圈”作用,重塑全球經濟地理格局,促進我國長期長期穩定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來,成渝地區長期發揮戰略大后方的作用。例如,1960年代,新中國面臨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地處西南腹地的四川(包括重慶)以其廣闊的戰略縱深成為國家“三線建設”布局的關鍵。 . 1965年至1978年,全國八分之一的工業投資和四分之一的國防軍工投資集中在四川,為維護國家戰略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

湯繼強說,在當前形勢下,成渝地區形成高質量發展增長極,可以大大拓展我國戰略回旋空間,應對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鞏固國家戰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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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循環的新起點

每天清晨,在重慶團結村鐵路集裝箱中心站,一列滿載電子信息產品、汽車零部件等貨物的中歐班列緩緩駛出站臺,開往德國杜伊斯堡;幾乎與此同時,300多公里外的成都青白江國際陸港,一列滿載貨物的中歐班列也迎著朝陽駛向波蘭羅茲。

2011年3月和2013年4月,中歐班列分別在重慶和成都開通,不僅推動了全球物流供應鏈的變革,也大大縮短了成渝地區與歐洲的時空距離。市場,對外開放中國。 “內陸時代”。

截至目前,重慶、成都累計開行中歐班列已超過1萬列,占中國中歐班列總數的40%以上。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中歐班列在維護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穩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運輸國際救援物資和疏散積壓的國際郵件,盡管全球航運和航空運輸。

除了讓人津津樂道的中歐班列外,成渝還是連接“一帶”與“一路”的陸海新通道重要的發起者、推動者和經營者。 2017年9月25日,由重慶聯合貴州、廣西、甘肅共建的南行通道(陸海新通道前身)鐵海聯運班列常態化運營,實現首航。比傳統的“重慶-上海-新加坡”線路效率更高。時間縮短了大約15天。在解決西部地區沉船問題的同時,也有助于我國加快形成“國內外互聯互通、東西方互助”的對外開放新格局。

2019年8月,國家發改委印發的《西部陸海新通道總體規劃》,預示著陸海新通道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成渝地區成為最大受益者。

具體來說,一方面,規劃明確了重慶、成都到北部灣的三個主要通道;另一方面,重慶和成都被賦予樞紐地位。例如,充分發揮重慶在“一帶一路”與長江經濟帶交匯處的區位優勢,打造通道物流運營組織中心;充分發揮成都作為全國重要商貿物流中心的作用,強化通道發展引領作用。

如今,依托四通八達的國際物流大通道,地處“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聯結點的成渝地區,已從內陸腹地變身為開放前沿,承東啟西、聯通南北的戰略地位日益凸顯。

從地圖上看,多條主要的國際物流通道形成了成渝地區的連接點。向東,中歐班列和長江黃金水道打通“最后一公里”,實現“一帶一路”與長江經濟帶的無縫對接。 ;向西,中歐班列可以從成都到重慶直達歐洲國家;向南,成都至重慶至新加坡等東盟國家的陸海新通道正常化,實現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成渝地區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在北部,成都和重慶開通了直達俄羅斯的國際班列。

“在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下,我國向東開放面臨風險,未來向歐亞大陸向西、向南開放將更加重要。深入內陸腹地的成渝地區,成為我的國家是向西、向南開放的窗口。”李靜說,唱響成都和重慶的《兩城記》,有利于我國利用歐洲技術、中亞能源等優勢資源開拓南亞、東南亞市場,促進形成我國的《兩城記》。開放新格局是東西雙向互助、海陸聯動。

“東不亮西亮”,成都和重慶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得到體現。今年上半年,在全國外貿進出口總額負增長的背景下,重慶和四川的進出口總額均逆勢上漲,其中四川外貿進出口總額增長21上半年的百分比。

“經過這次疫情的挑戰,我們意識到,成渝地區的開放通道不僅具有高性價比,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安全、穩定、可靠的競爭優勢。”唐繼強表示,后疫情時代,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將是重要的,擁有穩定可靠的國際物流通道是不可避免的,這將成為全球產業和產業發展時需要考慮的關鍵因素之一。供應鏈巨頭重新布局。

他認為,成渝地區將通過中歐班列、西部陸海新三大穩定可靠的國際物流通道,連接中亞、南亞、東南亞、歐洲、西部和西部。鐵海聯運,長江黃金水道。長江經濟帶等國內外市場緊密相連,已具備發展泛亞泛歐供應鏈配置中心的基礎,有望成為新一輪對外開放的新起點循環。